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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泽蒙,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东北,有一个由寥寥数户农家组成的自然小村——朱开沟村。这里地处鄂尔多斯中东部,丘陵起伏、沟壑纵横,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外出都是靠步行或骑小毛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幽僻小村,在公元1984年的夏季,却被频繁进进出出的各类大小车辆以及熙熙攘攘人群打破了常年的静寂?!爸炜怠?,这三个既寻常、又陌生的字眼,以及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命名的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朱开沟文化”,也随即登上了各种媒体的舞台,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是什么打破了这里往日的宁静?又是什么吸引人们纷纷接踵而至,踏上这块默默无闻的、表面看上去与周围荒瘠的土地毫无异样的大地?原来,这一切变化都源于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沟里,发现了一处被历史的尘埃堙没了4000多年的古人类遗址,它的面世,不仅填补了鄂尔多斯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破译了一段延续800年的、鲜为人知的鄂尔多斯古代历史,而且开启了现代人与远古祖先对话的窗口,古老的朱开沟人正是通过这个时空隧道,一步步走入我们的视野。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朱开沟村(朱开:蒙语“心脏”的音译名,亦写作珠儿开或朱日很),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海拔13401400米。朱开沟水自东北向西南流,至纳林塔注入书会川,再向南流进入牛孛牛川、窟野河,后汇入黄河。遗址分布在沟壑纵横的朱开沟沟掌处,在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1 公里的范围内都有遗迹分布。

       朱开沟遗址1974年发现,1977年进行了首次发掘。随着对朱开沟遗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沿北纬40度的内蒙古、晋北、冀北、辽西等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夏商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朱开沟遗址的重要性愈显重要。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索内蒙古中南部,尤其是鄂尔多斯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发展序列,以及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1980年、1983年和1984年,又对朱开沟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特别是在1983年的发掘过程中,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惊喜发现,即在遗址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短剑、青铜刀及随身佩戴的青铜装饰品等。这些重要发现,驱散了笼罩在探讨中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及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上的团团迷雾,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四次发掘的总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现居住房址83座、灰坑(窖穴)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出土可复原陶器510余件、石器270余件、骨器420余件、青铜器50余件。另外,还采集了大量陶器标本和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等。根据对出土遗迹、遗物的综合分析可知,朱开沟遗址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整个遗址前后延续了约800 年。朱开沟遗址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为探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由于朱开沟遗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学术界将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文化的分布地域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主,向南大体分布至吕梁山至晋中以北和陕北地区,向北到阴山山脉脚下,东界可能在张家口地区左近,往西可至贺兰山东麓。朱开沟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区虽然不算十分广阔,但向四周地区的渗透力却极强,显示了该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至商代晚期,活跃在整个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便是由以该文化的主体因素构成的众多文化集团。

       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和确认,极大地推动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4200年前,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一支以仰韶时代晚期(大约距今4500年)以来在本地区延续生存、发展下来的人群为主体,同时也吸纳、融合了部分来自周邻地区人类群体的成分共同构成的人类集团——朱开沟人,创造了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中华文明的构建和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社会经济主要以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主,同时拥有家畜养殖业、手工制造业、酿酒业等,晚期已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当时社会的私有制已经产生,贫富分化已较为显著,男性对女性行使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夫权的范畴。

    种种迹象表明,朱开沟人的社会发展阶段,应处于父权制高度发达的军事民主制的后期阶段,决不逊色于中原地区同时期人类集团的发展进程,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坎。

    商代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的位于北方的诸“方国”,就包括以朱开沟人为代表的人类集团。这就是朱开沟文化揭示给我们的鄂尔多斯地区原始社会末期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二)随着公元前2000年前后西部干冷气候的东侵,在广袤的中国北方大地上生活繁衍的古代原始农耕民族,又一次经历到严酷的自然灾难。

    众多的部族只能依照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传统方式,忍痛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可奈何地踏上漫漫迁徙之路,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而以朱开沟人为代表的人类集团,则凭借着他们以原始农业、家畜养殖业、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为代表的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以及这种先进的社会发展进程下营造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顺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在越来越不适宜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环境面前,适时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与大自然顽强抗衡。

    在传统的依赖原始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不断加大家畜养殖,特别是牛、羊等食草动物的饲养程度,经济形态由单纯的农耕经济向半农半牧转变,其最终结果虽然未能使社会发展进程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族同时迈入文明社会的历程,却率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次社会大分工。这也是通过朱开沟文化告知世人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SPAN>三)经济形态的转变,自然引起人们生活习俗的改变,必然也导致了昭示当时人类社会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改变,这一改变的标识物,便是最具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鄂尔多斯青铜短剑、青铜刀、蛇纹鬲、砂质带钮罐等器物的出现。也正是这些变化,才引出了中原华夏诸族与北方民族的分野,以畜牧业为社会主导经济的中国北方民族,从此正式登上了世界历史的大舞台。这又是首次透过朱开沟文化折射出的、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起源、发展的历程。

       “朱开沟”,一个貌似平常、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无人料到这里竟孕育出了中国北方地区原始社会末期最兴旺、发达的古代文化。朱开沟,一个延绵起伏、崎岖坎坷的小山沟,谁人知晓这里居然铺垫出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的平坦大道,点燃了北方游牧民族征战历史的星火之源。这就是朱开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独特地位,这就是朱开沟的神奇所在,这就是朱开沟独具震撼力的根源所在。

                 四

      四千多年前,在朱开沟编织出这样一番轰轰烈烈场景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现实社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他们是怎样在鄂尔多斯的人类历史乃至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如此的辉煌,朱开沟人子孙的足迹又流落到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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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专家潘其风先生在《朱开沟墓地人骨的研究》报告中称:“据形态观察和测量统计分析的结果,朱开沟遗址古居民的体质特征属单一的蒙古人种,与东亚(远东)蒙古人种最接近,同时扁平的面部等特征也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为考察朱开沟人与相邻地域时代相近的古人类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的亲缘关系,潘先生特选择了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14组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进行比较,结果是:“朱开沟古居民的体质特征与同时期华北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各考古学文化的古居民的关系较亲近,而与代表游牧文化的古居民关系较疏远”。

    另外潘先生还指出,通过对朱开沟人颅骨的种族特征观察可以看出:“朱开沟人的组成并非单纯的,可能为多人种类型的复合特征”,尽管在朱开沟文化的不同阶段,居民的体质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有些差异还比较大,但这些差异并没有超出同种系的变异范围。

       考古学研究中对出土器物所进行的类型学(也称为标型学)研究,是借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这些器物进行科学的分类,从而找出同一类器物中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也可理解为它们之间的血亲关系),以及不同类别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理解为它们之间的姻亲关系)。通过破译这些陶器上显现的微妙的形体密码,来获取古人类的远古神秘信息。这也是考古学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为其它学科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在研究原始社会阶段,更是如此。

       朱开沟遗址拥有一个由近40类约90种陶器组成的庞大的器物群,绝大多数陶器的自身发展脉络都较为清晰??脊叛Ъ颐蔷兔恳恢制魑锏姆⑸?、发展轨迹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剖析与研究后,将朱开沟遗址陶器群中的主要器物,划分为渊源不同的四组,即承袭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因素;来源于陕西关中、宁夏、甘肃东部地区的文化因素,来源于晋中、晋南、豫西等地区的文化因素和源于豫北等地区的文化因素。

    通过对这四组文化因素在朱开沟陶器群中自身的发展脉络及所占比重,最终确定朱开沟人的主体成分是以生活在本地区龙山时代的古人类集团为主逐步演化发展而成的。在构成朱开沟人的早期阶段,就包含有部分来自太行山、吕梁山地区的古人类成员,而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宁夏、甘肃东部地区、晋中、晋南、豫西等地区同时期古人类的影响。尽管这种来自周边地区古人类群体的成分很多,有的时候还比较强烈,但都没有对朱开沟人的主体成分造成太大的影响。

       朱开沟遗址出土器物类型学研究的结果,不仅验证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结论,而且进一步勾勒出了朱开沟人800余年间不同历史时段的人员构成情况及发展进程。

    朱开沟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和周邻地区的古人类集团不间断的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交往,这种长期的交往,不仅沟通了各部落集团之间的联系,增强了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与反馈,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内涵,同时,由于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也使得各自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加速了自身的发展进程。

    另外,鄂尔多斯特殊的地理位置,又导致了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较其它地区的古代先民保持了较多的独立性,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特别是对于一些传统文化习俗的固守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正是这样的一些固守,才使得我们对于他们最古老的原貌窥探得更仔细,对于他们的发展进程剖析得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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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开沟人的祖先,一直从事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因此,他们一踏上这块新的土地,便开始了车轻驾熟的农业生产,娴熟的生产技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他们的农业生产经济很快就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境地。这从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中,以石斧、石刀、石镰、石铲、骨铲、石磨盘、石磨棒等适宜于农业生产和农作物加工的工具数量最多,以及制作精美的鹿角锄等中耕农具可以得到直接的验证。据遗址中发现的粮食作物碳化物的检测可知,当时北方地区农作物的种类主要是粟、黍、稷等,也就是今天的小米、糜子米等旱作作物。

       通过对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农业生产、农作物加工等工具的种类及数量,位于人们居住的房屋之间的数量众多、形制规整的贮存粮食的窖穴,以及家猪养殖业、酿酒业的发展程度和规模等的综合分析可知,朱开沟人的农业生产应处于相当高的发展阶段,其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当时人们的日常食用并有相当规模的储存以备不测,而且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家猪养殖、酿酒和交换。

    也正是由于农耕技术的提高,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劳动除了能够满足自己的最低生活需求外,还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进一步推动了制陶、家畜养殖、酿酒、青铜铸造等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也加速了社会的物质交换、商品意识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进步。

    家畜养殖业的出现,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资料有所剩余后的产物,它的兴盛与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在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提取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这些动物以家畜为主,约占动物总数的85%,种类主要有猪、羊、牛。

    由此可见,朱开沟人的家畜饲养在当时社会仅次于农业的另一大类社会产业部门——养殖、狩猎业中,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据朱开沟遗址发现动物骨骼所代表最少个体数统计,猪骨的数量约占动物总数的34%。那么这些猪究竟是猎获的野生猪,还是驯化后的家养猪呢??蒲Ъ颐俏颐翘峁┝艘韵铝阶槭荩?/SPAN>

    1.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猪,其头骨下颌联合部的宽、长指数及牙齿长度的平均值等骨骼特征,均与后代家养猪的骨骼特征相似,而与新石器时代诸如陕西宝鸡北首岭、河北磁山等遗址发现的早期驯养猪的骨骼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猪,不仅是驯化后的家养猪,而且,其驯养的历史已经很悠久,进化的程度也很高了。

    2.朱开沟遗址猪的死亡年龄以118个月的青少年猪为主,约占总数的66%;1924月龄的成年猪占25%,24月龄以上的猪仅占8.9%。这种青少年猪被大量宰杀的现象,也是家猪饲养的明显特征。另外,在经鉴定的朱开沟遗址出土猪骨中,雌性猪约占总数的71.4%,而雄性猪仅占28.6%,远远相悖于遗传学理论上的动物自身存活性别比率。    科学家们经过仔细的观察与分析后发现,被早期阉割的雄性育肥猪,其犬齿形态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与雄性猪的犬齿基本相似。

    因此,朱开沟遗址现今被鉴定为雌性猪的骨骼标本中,应该包含有部分被早期阉割的雄性猪,这就意味着朱开沟人已经发明并实施对雄性猪的阉割术。不仅如此,朱开沟遗址出土雌性猪中,未成年母猪竟占约43%。由于宰杀大量未成年母猪,会严重影响猪的繁殖率,较少仔猪的来源,与人类饲养动物祈求丰产的愿望是背道相驰。

    因此,科学家们推测很可能是出于对家猪养殖的计划性发展和择优品种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意为之。虽然目前因资料及研究方法等所限,还无法对这一推测做出准确判断,但朱开沟人在家猪养殖方面,已经改变了顺其自然繁殖的原始方式,饲养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家猪养殖业已经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则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只有家猪养殖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像M2034那样,一座墓中同时用614月龄的小猪作随葬品,否则,很难对这样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猪是一种适于圈养的杂食动物,家猪养殖业的发展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猪的数量,占各种动物数量之首,而且从当时盛行以殉葬猪下颌骨作为墓主人身前拥有财富的象征,亦足可见猪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家猪养殖业的发展程度和规模。由此也不难揣测家猪养殖业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如何。

       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羊骨,据鉴定绝大多数为绵羊,它的上、下齿列和肢骨的大小,都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的羊或现代的家养绵羊相似,羊的死亡年龄以12.5岁的青壮年羊为多数,约占77%,老年羊仅占13%。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牛的肢骨特征与商代的短角牛以及现代的黄牛相似,而与更新世晚期的原始牛差距甚远。另外,在发现的牛骨中,小于2岁的幼年个体数约占总数的41%,幼年个体所占比例之大,也与自然界中野生动物年龄组和比率明显不同。因此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羊和牛,据骨骼特征和死亡年龄等综合分析,也都属于当时的人类饲养的家畜。

       据统计,朱开沟遗址牛和羊的个体数约占动物总数的50%,这个统计数据不仅反映了当时牛、羊的养殖在家畜养殖业中所占的比重,也表明了以饲养牛、羊为代表的社会畜牧业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进而亦可推测,朱开沟人时期畜牧业和农业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分工,这对丰富和发展社会经济,无疑具有较大的推进作用。

    特别是到了朱开沟人的后期阶段,牛和羊的个体数已经大大超越了猪的个体数,表明此时朱开沟人传统的农业经济已受到新型的畜牧业经济的强烈冲击,以牛、羊为代表的畜牧经济正逐步取代以猪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半农半牧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这一点,通过遗址内房子、灰坑的数量、分布密度,墓葬中的埋葬习俗以及生产工具的种类、日用生活器皿种类的变化等方面,都有所反应。

         由于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野生动物的数量约占近12%,因此可知狩猎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朱开沟人狩猎的武器主要是弓箭,在发现的箭头中有两件有明显的烧灼痕,有可能就是射入猎物体内的箭头,在烧烤兽肉时留下的痕迹。当时狩猎的主要对象是马鹿、双峰驼、狍、青羊等食草动物及鸟类,偶尔也能猎获到一些凶猛的野兽,如豹子、熊等。

       朱开沟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是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部门,不仅表现在陶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炊、饮、食、盛贮等器类应有尽有等方面外,而且陶器的形制复杂,制作工艺高超,为前人所远远不及。

    另外,从朱开沟遗址发现的一些形制十分规整划一的陶器(如部分高领罐、方格纹单把鬲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开沟人正在逐步走出传统的一家一户、自产自给的陶器制作的范畴,已经存在着部分专门制作陶器的工匠(作坊)。专业陶工的崛起,不仅意味着社会分工已经出现,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

       酿酒业的兴起和发展,应该建立在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朱开沟遗址不仅发现数量众多的盉、长颈壶、四足方杯、三角杯、小圆杯等酒具,而且从这些酒器已成为墓葬随葬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饮酒已成为朱开沟人日常消费活动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由此可见,朱开沟人的酿酒业即使尚未分化成独立的产业部门,其发展程度也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既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从朱开沟文化的中期开始,便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耳环、指环、臂钏、针、锥等青铜质地的装饰品和小型工具。

    到晚期时,除了上面的青铜制品外,还出现了戈、短剑、刀、镞、鍪、护牌等青铜兵器、工具、饰牌以及鼎、爵等青铜容器。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青铜器中,除了鼎、爵等青铜容器具有浓郁的中原商代二里岗文化的特征,应该是属于通过战争、商品交换等手段得来的“舶来品”外,其它青铜器均具有浓郁的地方特征,应该是在本地铸造的。

    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朱开沟遗址还没有发现有关冶炼、铸造青铜器的直接证据,但是从遗址内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出土的青铜短剑、青铜刀的形状与遗址中发现的同类骨器风格相同等不难推测,朱开沟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理应出产自本地区。

       尽管朱开沟文化发现的青铜器的数量还不是很多,种类也较为单一,还远无法取代石、骨器等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型的产业部门,它的出现,无疑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此外,鼎、爵等青铜礼器的使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较以前所发生的变革。

         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制陶、制骨、家畜养殖、酿酒、青铜制造等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和提高了人们物质消费的项目和水平,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商品意识,加速了社会的物质交换、商品交换等,朱开沟遗址发现的海贝等,就应该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水平,变革了人们的意识观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3.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

       利用考古资料考察原始社会阶段古人类的社会组织,主要凭借居住遗址内房屋的面积、布局、功能以及房屋内出土器物反映的各房屋间的内在联系和埋葬习俗来进行,通过墓地这种特殊的现实社会的反映形式,我们可以了解死者身前的身份、社会地位和财富情况以及死者间的血缘、亲缘关系等,进而对当时的社会组织作出较为准确的科学判定。

       朱开沟遗址发现的房屋,多数面积在612 平方米之间,这样的面积最适宜48个人居住使用。房屋的周围,大多发现有存贮物品的窖穴。在废弃的房址内,既发现有用于消费的生活用具,同时也发现有各类生产工具。因此,这些房屋所代表的家庭,应该是一个自产自给的个体家庭??悸堑椒课莸拿婊?,加之墓葬中以男性为本位的异性双人合葬墓的主宰地位,可以肯定这样的家庭应该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由妻子、子女共同构成的父系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下的个体家庭。

       通过对墓葬分布、排列情况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绝大多数墓葬都集中分布在数个墓区内,同一墓区内的墓葬大多数排列有序。墓葬以单人葬为主,有一定数量以男性为本位的异性双人、多人合葬墓。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诸墓葬错落在各墓区或墓排内。这种在墓穴的排位上,严格实行以血缘为纽带的 “定穴安葬”制度,也是父系氏族社会常见的埋葬习俗,充分表明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总体上应处在血缘纽带十分牢固的父权制阶段。

    如果借用民族学的概念,整个朱开沟遗址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一级组织——氏族的话,那么,遗址内属于相同的历史时期但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一个个墓区,代表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次一级组织——家族,而每一个墓排,则代表的是当时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家庭。

       4.朱开沟人的社会发展阶段

       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形态,我们在掌握了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情况后,就可以对这个生活在距我们四千余年前的古老部族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朱开沟文化阶段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拥有发达的农业、制陶业、制骨业、养殖业,出现了酿酒业和青铜制造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产品出现剩余,而剩余产品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产生,最终也导致私有制出现并迅速发展。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成果都表明,财产的私有是以占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牲畜等动产开始的,继而才占有奴隶和房屋。

       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329座墓葬中,伴出日用随葬品的墓葬共115座,随葬率约为34%。随葬日用品和财富象征的动物头骨的墓葬共142座,约占墓葬总数的43%。同时拥有日用品和动物头骨的墓葬仅14座,只占墓葬总数的4.2%。另外。不同墓区内的墓葬以及同一墓区内的不同墓葬之间,在墓穴的规模、是否拥有棺木以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都表明,虽然都是一个生死与共的部族内的成员,虽然死者仍能严格实行以血缘为纽带的、以父系家族为单位的“定穴安葬”制度,但他们生前所拥有的财富和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很不相同的。

    约占半数以上的人死后一无所有,就是那些约占近半数的能够享受随葬品的部族成员中,多数也只是随葬少数几件生活必需品,而少数人为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的“荣华富贵”,不仅可以享受棺木,拥有生前使用的包括酒具在内的奢侈日用品,带走身前炫耀财富的动物头骨,而且还要强迫活生生的女性殉葬,为死者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

    由此可见,由于私有制的发展,朱开沟人的部族内早已打破了原先的那种人人平等的格局,家族与家族间,家族内的不同家庭间的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所拥有财富的不同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异性合葬墓中反映的男女间社会地位的差别更是明显,男性对女性所拥有的权力,早已超出了“夫权”所能承载的范围。

    这些用于殉葬的女性和儿童,有的可能是妻妾殉葬制下的牺牲,而更多的则可能是被俘获的失去自由的外族人。他们既然可以被强迫用来殉葬,自然也可以被强迫用来服役,这就为, 奴隶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另外,部族内的财富和权力正逐渐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

       同样也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人们在财富占有和掠夺欲的驱使下,原来的血亲复仇升级为获得财产和奴隶的掠夺战争,氏族、部落间为保卫和掠夺劳动果实而进行的相互战争不断加剧,朱开沟遗址墓葬中反映的“猎头”、残肢等现象以及墓葬中随葬的兵器等,便应是当时战事频繁,人们崇尚武力的具体展现。

       两者相遇强者生,得胜者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得到了人们的崇拜,势力急剧膨胀。失败者不仅失去了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而且成年男性被宰杀,女性被掠走成为任人处置的“奴隶”,血气大伤。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一些部落结成联盟,主管行政、军事的首领应运而生。他们对内?;け静柯淞说睦?,对外进行掠夺战争,在频繁的战争中,一些首领变成了贵族。频繁的掠夺战争,不仅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而且一些新的特权阶层开始涌现。

      人们为了求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举行祭祀活动祈求祖神的帮助和上天的保佑,还要进行占卜活动以预卜吉凶。于是,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礼器相应而生,用于占卜活动的卜骨大量涌现。

       朱开沟遗址发现一些形体硕大的敛口直腹甗,器高近一米,形体如此庞大的炊器,显然不适宜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而是部族或家族在举行重大活动时使用的特殊器皿。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朱开沟人在举行重大礼仪宴会时使用的炊具或举行神圣的祭祀活动时盛放祭品(牲)的“神器”。在它的身上,已经超出了普通日常生活器皿的形影,弥漫着凝重、威严、神圣的象征。同样,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其它一些制作精美的器物,像盉(温酒器)、折腹壶(盛酒器)、长颈壶(饮酒器)、高柄豆(摆放祭品的器皿)等等,也是各司其职,与鬲、斝、甗等共同构成了朱开沟人的礼器群。它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在举行重大典礼活动时广泛使用的,具有地位、身份象征的青铜礼器的前身。

      大量修制规范、使用技艺娴熟的卜骨的发现,说明朱开沟人的社会群体中,专业从事占卜活动的巫师已经形成。在原始社会,巫觋是部落中集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于一身的特权人物,具有沟通天地、连接人神的“奇异本领”。他不仅参与部落的重大事务,而且由于所从事的职业在包含迷信成分的同时,还涉及许多一般人无意了解、无法了解的自然、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的奇异现象,不仅要解释这些现象,总结这些自然规律,还要记录他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及结果,这样,他又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保持者和传播者,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不同于一般生活用具的成组的“礼器”和占卜用具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了祭祀活动在朱开沟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这种被当时社会视为头等大事的重要典礼仪式,从活动的主持人,到活动的项目、所使用器皿的种类、数量、活动的程序等等,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礼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逐步趋于完善的。

    另外,礼仪习俗并不单是人们的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社会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高度概括,因此,这套豪华、严谨、规范的礼仪之俗,也是朱开沟人日程生活的折射。当然,这绝非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所为,凭此我们也不难想象朱开沟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社会进程。

       另外,我们通过墓葬资料也看到,尽管墓葬的随葬率等表明朱开沟人所处的社会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人们的社会地位差距明显,但能够享受棺木、随葬品、殉牲的墓葬仍然占到墓葬总数的近50%,而且,这些墓葬间随葬品、殉牲的种类和数量虽然也有较大的差异,但还没有形成截然明显的反差,随葬品、殉牲的有无和墓穴规模的大小、棺木的有无并不成绝对的正比关系。随葬及殉葬品的种类绝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和展示财富的动物下颌骨,还没有发现其它显示墓主人权势、地位和特殊身份的成组的礼、乐器等,居住遗址中也没有发现文明社会常见的大型建筑基址。

    因此,朱开沟人阶段的社会财富虽然已逐渐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但拥有者和占有量的整体比例,还没有达到阶级社会那种呈“金字塔型结构”的程度。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虽已形成,但集政治、军事、宗教、财富于一身的显要阶层,羽翼尚未丰满。人们的社会地位虽差别明显,但还没有达到十分尖锐对立的程度。

       通过上面的综合分析,结合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可知,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应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高度发达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此时的社会处处闪烁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因此,当地处中原地区的夏人率先进入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同时,活动在北疆的朱开沟人,也已经完成了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跨入了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

       5.朱开沟人的杰出贡献——由顺应环境到利用环境的升华

      大约从距今4000年前开始,受干冷气候的影响,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逐渐向草原环境发展。在越来越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传统的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已无法保证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而以饲养牛、羊为代表的畜牧经济则愈来愈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优越性。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朱开沟人没有像祖先以及周邻的古人类群体那样,简单地逐气候而去,而是顺应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了由农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发展的历程。朱开沟人之所以能率先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他们主动顺应、利用大自然的结果,同时也要归功于所处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本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

      虽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意识形态、社会上层建筑的变更,也最终制约了朱开沟人的社会结构向文明社会的迈进。但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畜牧业文化,却是这样在鄂尔多斯地区首先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至距今3500年左右,环境进一步向冷干发展,朱开沟人被迫南下,最终离开了这块深深眷恋了800余年的土地,至此,北方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才有了正式的分野。朱开沟人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朱开沟文化的根却深深地移植了下来。被迫南下的朱开沟人,在晋、陕北部的黄河南岸,发展成李家崖文化,继续从事着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不仅成为商周时期对中原地区构成强大威胁的方国文明,甚至对关中西部的先周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一部分人则携蛇纹鬲、带钮罐等,守护着自己赖以生存的牛、羊,随气候的变化,漂泊在长城南北的广大区域内,最后发展成为真正的游牧民族;还有一部分人东移,进入气候条件较此时的西部要好得多的辽西地区,融入那里的夏家店下层居民的后裔——“魏营子类型”人群,重操半农半牧旧业,最后在气候进一步干冷后,也发展成了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畜牧业居民。因此,由商周时期起,活跃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相当一部分民众,便是由朱开沟人分化成的若干个方国文化集团。

       6.打造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首家作坊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而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早期畜牧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与欧亚草原文化所表现出的亲密关系,从发现之日起便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究竟起源于何地的说法,更是出现了旷日持久的论争。朱开沟遗址的发现,在复原中国北方早期畜牧文化起源历程的同时,不仅发现了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而且发现了众多与“鄂尔多斯青铜器”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文化因素,终于为这一争论持久的谜团的破译,开启了难得的窗口,找到了打开这个潘多拉迷盒的金钥匙。

       朱开沟遗址发现迄今已过去了三十多个年头,喧躁一时的朱开沟虽早已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但“朱开沟”三个辉煌的大字,如同朱开沟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印迹一样,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学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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